在談這個話題之前，筆者突然想起小時候，父親講過的一則治療“羅鍋”(駝背者)的故事。說當年有一位駝背者去找醫生看病，找了許多地方都沒有大夫答應能治好這種病。失望之中，突遇有一位“大夫”說能幫他治療這個“羅鍋”，但是需要花很多的錢才給治療。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這位“羅鍋”就同意了這位“大夫”的要求，並將家中所有的錢財拿給了這位“大夫”。於是，“大夫”最後同意給他治“羅鍋”了。 “羅鍋”來到診室後，“大夫”叫患者躺到門板上，並在上麵加了一張門板，接著又在門板上加上重物。開始患者大叫，但隨著重物越來越重，“羅鍋”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小，直至最後消失……翻開門板後“奇跡”出現了，“羅鍋”果然變直了，但圍觀的群眾明顯看出，原來的“羅鍋”已經死了。當大家責問這位“大夫”時，他卻理直氣壯地說：“我說過，我可以治好他的羅鍋，至於他的死活，則不是我要管的事。大家看看，他的“羅鍋”不是已經變直了嗎?”
說實話，筆者想起這則故事，並寫給大家看，並沒有全盤否定西醫西藥的意思，現在的西醫在治病時，主體上也沒有像這位治羅鍋的“大夫”那樣，心存惡意。但細想起來，其治療方法上的確存在重“療效”勝於重“安全”的觀念。就拿肝移植來說，肝癌患者如果有經濟條件，西醫大夫一定會建議他做肝移植。他們認為，隻要把“有癌症的肝”換成了別人的“健康者的肝”，肝癌這個病就算治好了，至於肝移植之後，患者還能活多長時間，肝移植之後還需要受多少苦遭多少罪(抗排異反應的治療)，則不是醫生需要重點考慮的事情了。影視明星傅彪先生的肝移植經曆就是最好的說明。
在民間自發組織的抗癌俱樂部人群調查中發現，在所有癌症患者中，有近1/3的人是自愈的。這個數值遠遠超過了肝癌患者肝移植的效果，生存期之長短就更不應說了。還有就是中醫治療，筆者曾治療20餘例晚期肝癌患者，最短生存時間者達3年零4個月，長者則生存了17年之久!更為可喜的是，這些患者在得到治療之後，全部均可正常健康生活，並從事日常工作，醫療費用支出隻是肝移植患者的千分之一!!也許這些患者到死時，肝髒上還存在癌症病變，也就是患者一直都帶著 “癌症”生存著，但這有什麼問題呢，又有什麼可怕呢?隻要人的整個身體能夠保持活力，正常生活，為什麼非要把肝癌清除出去卻不考慮作為人整體的存活狀態呢?不客氣地講，那種不顧生命生存隻顧“療效”的治療方案，確實算不得高明的方案，不值得大量推廣，作為研究課題進行研究，則是無可厚非的了。
有人也許還會發問，中醫治療癌症到底有多大把握呢?筆者則問大家，西醫到底又有多大把握呢?更為重要的是，比起癌症祛除之後很快死去，帶“癌”健康生存不是更為重要嗎?的確，中醫不僅能夠治愈大部分癌症(之所以說中醫能治部分癌症，隻是因為現在有許多中醫大夫以西醫“癌症”診斷的思路，選用中醫中藥進行治療，影響中醫療效的後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患者與癌症一起共生存。
與“治好”某個疾病比較，保持人體能夠健康生存不是更重要更有意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