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擁有了總數超過一百萬美元的資產，身為技術主管的保羅·馬還是擔心自己未來的財政問題。“我們大概是所有美國家庭中最富有的那1%……所以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他告訴我，“但是我還是不覺得我很有錢。”隻有積累了數百萬財產才能讓他徹底放鬆。
勞拉·德爾加多是一個帶著三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工作是出納員。一分存款也沒有的她，在許多方麵倒不是太關心。跟馬先生不一樣，她沒有那麼多奢望。“一無所有不總是壞事。”她說，提醒自己，事情總是會更糟。為了適應她的困境，勞拉隻把花銷限定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上，並過濾掉壞消息，始終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麵。這種做法可以讓她不那麼憂慮了。
在新書《停止漂泊：家庭的危機時刻》中，我與不同經濟條件的家庭接觸之後才知道，富人不認為他們得到的已經足夠了，努力想要獲得更多;而中產和工薪階層的家庭意識到，他們再怎麼做，也隻能有限地改善他們的處境，所以他們隻能降低預期，並嚐試去適應更簡單的生活。這些管控危機的不同方法不隻是反映了不平等，它們實際上在消除這種不平等。
這就是感性的故事，隱藏在數據反映的事實背後——我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時代。這個故事多少都被談及，或者被驗證。它是向我們——所有在這個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時代生活的人——收費。當美國人爭相保住工作，努力對抗減薪，負擔不斷上升的學費，投資退休基金，管理債務，拿出緊急醫療的費用和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裏給孩子增加一點優勢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有了深層次的心理反應。
當然，針對不同人群，這些反應的表現和感覺也是不同的。隨著經濟不安全感增加了，我們國家貧富之間的鴻溝也加大了。這意味著，不同的家庭麵臨不同的障礙，也可以處置不同數量的資源。但是，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是擔憂憂慮。從衣食無憂的企業高管，到收入較低的零售業者，每個跟我談過話的人都被類似的東西拖累。不管什麼階層什麼收入水平，大家都覺得沒有安全感。我們隻是處理方式不同而已。
像勞拉·德爾加多一樣，許多我交談過的中產和工薪階層家庭，已經被打壓得如此了——他們已經放棄夢想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反，他們試著去忍受可能麵臨的更多的不安全感。例如，當勞拉的暖氣因為欠費而被停掉，她告訴我，“就當和孩子一起露營”。
與此相反，富裕的家庭走向相反的方向。他們不逼著自己適應更大的不安全因素，而是試圖建立一個可以保護家人的經濟防火牆。對於一些我交談過的富裕家庭，他們想要在北部花一千萬美元置辦身家，才覺得自己在經濟上完全有保障，能使家庭有資源來渡過遇到的任何危機。有了這樣大的掙錢目標，許多富裕家庭擔心他們會掙不夠錢。
經濟條件往往是旁觀者清。但在現實中，經濟條件會在內心深處影響著我們的想法和感受。在這個每個人都要單打獨鬥對抗不安全因素的時代，我們想出了應對策略——一些思考和感覺的方式——來幫助我們處理不平等性質的變化和生活在這個時代可能遭遇的風險。
和經濟差異一樣，情感差異也有真正的後果。我們我們為個體分開的代價，是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經曆往往和個人問題——一些我們需要比社會問題更優先解決的東西——一起出現。富人想要的更多，其他人習慣於越來越簡單的生活，那麼不平等就會惡化。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忙自己的一攤事，我們就無法團結起來阻止這種憂慮。
